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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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作者：Chris Hughes
发表日期：2019年5月9日
我最后一次见到马克·扎克伯格是在2017年夏天，也就是剑桥分析公司丑闻爆发前几个月。我们在Facebook的加州门罗帕克办公室见面，然后开车去了他的家——在一个安静、绿树成荫的小区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两个小时，而他蹒跚学步的女儿在附近游玩。我们谈的内容大部分关于政治，小部分关于Facebook，小部分关于家庭。等到影子拉长了以后，我不得不离开了。我拥抱了他的妻子普丽西拉，和马克说了再见。
从那次见面之后，马克的个人声誉和Facebook的名声都一落千丈。公司的错误——马虎的隐私保护措施，让数千万用户的数据被政治咨询公司毫不费力地使用；对俄罗斯特工、暴力言论和假新闻的迟钝反应；以及无节制地攫取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主宰了头条新闻。自从我在哈佛大学联合创办Facebook起已经15年了，我也已经有十年没有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但我依然感到了一种愤怒和责任感。
马克还是我见过的那个马克，那个在大二开学的时候，当他的父母要离开我们的宿舍休息室时去拥抱他们的人。他还是那个为了考试而拖延学习的人，那个在聚会上排队上厕所时爱上了他未来妻子的人，那个几年后可以付得起更多的钱时依旧睡在小公寓地板床垫上的人。换句话说，他也是人。但正是因为他的人性，才让他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了问题。
马克的影响力是惊人的，远远超过了私人部门或政府中的任何人。他控制着三个核心的通信平台——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每天都有数十亿人在使用。Facebook的董事会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一个监督者，因为马克控制着大约60%的投票权股份。马克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如何配置Facebook的算法来让人们在动态消息（News Feed）里看到哪些内容，决定人们可以使用什么隐私设置，甚至可以发送哪些信息。他制定了如何区分暴力和煽动性言论与单纯的攻击性言论的规则，他可以选择通过收购、封杀或复制来击溃竞争对手。
马克是个好人，善良的人。但我很愤怒，因为他对Facebook成长的关注导致他为了点击率而牺牲了安全和文明性。我对自己和早期的Facebook团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更多地思考动态消息算法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影响选举、并赋予总统权力。而且我担心的是，马克把自己包围在一个强化而不是挑战他的信念的团队中。
政府必须追究马克的责任。长期以来，立法者们对Facebook的爆炸式增长赞叹不已，却忽略了他们在确保美国人受到保护和市场竞争方面的责任。预计联邦贸易委员会目前随时会对Facebook处以50亿美元的罚款，但这还不够；Facebook提出的任命某种隐私沙皇[注1]的提议也不够。去年马克在国会作证后，本该有人呼吁他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质疑他的议员们却被嘲笑为太老了，不了解科技的运作方式。这就是马克希望美国人有的印象，因为这意味着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的国家有遏制垄断的传统，无论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多么努力去阻止这件事。马克的权力是空前的，也是不符合美国国情的。
是时候拆分Facebook了（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我们已经有了所需的工具来检查Facebook的霸主地位。只是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们。
美国是建立在“权力不应该集中于任何一个人”这个想法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国元勋们创造了一个制衡系统。他们不需要预见到Facebook的兴起就能理解庞大的公司对民主的威胁。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是亚当·斯密的忠实读者，亚当·斯密认为垄断会阻止竞争，而竞争会刺激创新并使经济增长。
一个世纪之后，为了应对镀金时代石油、铁路和银行信托的兴起，俄亥俄州共和党人John Sherman在国会的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忍受一个国王作为政治霸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忍受一个国王对任何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统治。如果我们不愿意屈服于一个皇帝，我们就不应该屈服于一个拥有阻止竞争和确定任何商品价格的贸易独裁者。” 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将垄断定为违法。在20世纪，更多的立法随之而来，我们创造了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以促进竞争，并追究巨无霸公司的责任。司法部拆分了标准石油和AT&T等垄断公司。
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很难想象政府会做出什么正确的事情，更不用说拆分Facebook这样的公司了。这并不是巧合。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小群敬业的经济学家、律师和政策制定者在我们心里播下了犬儒主义的种子。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资助了由智囊团、期刊、社会俱乐部、学术中心和媒体机构组成的网络，向新兴的一代人传授私人利益应优先于公共利益的理念。他们的福音很简单：“自由”市场是有活力、高效的，而政府则是官僚主义和低效的。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们基本上已经将原本活跃的反垄断工作归入了史册。
这种转变，再加上有利于企业的税收和监管政策，迎来了一个企业大量并购的时期，产生了不少巨无霸公司。在过去20年中，美国75%以上的行业，从航空公司到制药业，都经历了集中程度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增加了两倍。其结果是“创业精神”不再，生产力增长停滞不前，价格上涨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减少。
同样的事情在社交媒体和数字传播领域也在发生。由于Facebook在社交网络的主导地位过于强大，导致它没有基于市场的问责制度。这意味着，每一次Facebook出错，我们都会重复一个令人疲惫的模式：先是愤怒，然后是失望，最后是放弃。
2005年，我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艾默生街（Emerson Street in downtown Palo Alto）的第一间Facebook办公室里，读到了Rupert Murdoch的新闻公司以5.8亿美元收购社交网站Myspace的消息。办公室顶灯关着，一群人在键盘上敲打，21岁的脸被屏幕的光照亮了一半。我听到“哇”的一声，然后这个消息在房间里无声地传播，由AIM即时通（AOL Instant Messenger）传递过来。我的眼睛顿时睁大了。真的吗，5.8亿美元？
Facebook当时正在与Myspace竞争，尽管不太明显。那时我们专注于大学生群体，但我们有真实的身份，而Myspace上的身份则是虚构的。我们的用户参与度更高，每天甚至每小时访问一次。我们相信Facebook在质量上超过了Myspace，若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我们会很容易取代它。如果Myspace的价值是5.8亿美元，Facebook的价值至少可以翻一番。
在最早的时候，Mark就用“统治”（Domination）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野心，没有丝毫的讽刺和谦虚。那时，我们与一大堆社交网络竞争，不仅是Myspace，还有Friendster、Twitter、Tumblr、Tumblr、LiveJournal等。想要击败他们的压力刺激了创新，Facebook许多与众不同的功能都是因此而来：简单、漂亮的界面、动态消息、与现实世界的身份绑定等等。
正是这种竞争的驱动力，使得马克多年来收购了其他几十家公司，包括在2012年收购了Instagram和在2014年收购了WhatsApp。当时在我看来，这些举动并没有什么不道德或可疑之处。
在Myspace卖出的那个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记得我和马克下班后开车回家，回到我们和几个工程师、设计师合租的房子。我坐在英菲尼迪S.U.V.的副驾驶座上，我们的投资人Peter Thiel为Mark买了这辆英菲尼迪S.U.V.，以替换他先前一直使用的那辆不可靠的二手吉普车。
当我们在瓦尔帕莱索大道（Valparaiso Avenue）右转时，马克承认了他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现在我们雇佣了这么多人…… ”他说，拖着尾音。“我们真的不能失败。”
那时，Facebook已经从我们寝室里开发的项目和杂乱无章的夏日小屋，变成了一家有律师和人力资源部的正式公司。我们有50名左右的员工，他们的家人都靠着Facebook来养家糊口。我望着车窗外，心想，这不可能停止。我们越做越大，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十多年过去了，Facebook已经赢得了统治地位的殊荣。据我估计，它的身价达到了5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社交网络收入的80%以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垄断者，使所有的竞争对手黯然失色，并抹杀了在社交网络领域的竞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多灾多难的2018年，Facebook的每股收益同比依旧增长了惊人的40%。(我在2012年清仓了Facebook的股票，我没有直接投资任何社交媒体公司)。
从Facebook的使用数据统计中也可以看出它的垄断地位。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绝大多数都在使用Facebook的产品。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使用核心网站，三分之一的人使用Instagram，五分之一的人使用WhatsApp。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报告说使用Pinterest、LinkedIn或Snapchat。使用Facebook一开始是轻松愉快的娱乐，现在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网上交流的主要方式。
即使人们想退出Facebook，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选择，就像我们在剑桥分析公司丑闻之后看到的那样。由于担心自己的隐私，对Facebook的诚意缺乏信心，全球用户开始了一场“删除Facebook”运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有四分之一的人从手机上删除了自己的账号，但很多人只是暂时性的删除。我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说：“我要彻底离开Facebook了——感谢上帝赐予我们Instagram。”他们没有意识到Instagram是Facebook的子公司。最终，人们并没有大量地离开Facebook的平台。毕竟，他们能去哪里呢？
Facebook的统治地位并非历史上的偶然。该公司的策略是在明面上击败每一个竞争对手，在监管机构和政府都默契地——有时是明确地——赞同的情况下。在政府为数不多的遏制Facebook的尝试中，F.T.C.于2011年发布了一项和解协议（Consent Decree），要求Facebook除了在用户已经同意的内容之外不得分享任何私人信息。但Facebook基本上没有理会这一协议。上个月，Facebook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中预测，它需要为自己的过失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罚款——这无异于一记耳光——第二天，Facebook的股价暴涨7%，使其价值增加了300亿美元，是罚款金额的6倍。
F.T.C.最大的错误是让Facebook收购了Instagram和WhatsApp。2012年，这两个新生的平台对Facebook步步紧逼，因为它们是为智能手机打造的，而当时Facebook还在智能手机端挣扎着吸引用户。马克对这场竞争的回应是收购了这两家公司，他得到了F.T.C.的批准。
Instagram和WhatsApp都没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营收，但两者的受欢迎程度都令人难以置信。Instagram的收购保证了Facebook将保持其在照片网络领域的统治地位，而WhatsApp则给了它一个崭新的进军实时信息领域的机会。现在，Instagram和WhatsApp的创始人在与马克因为对其平台的管理发生冲突后，已经离开了公司。但他们原先的财产仍然属于Facebook，这些遗留财产推动了Facebook近期的大部分增长。
当一个新兴公司还没能与Facebook分庭抗礼的时候，Facebook就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将竞争拒之门外，或者说抄袭他们的技术。
据报道，动态消息算法将优先展示通过Facebook创建的视频，而不是YouTube和Vimeo等竞争对手的视频。2012年，Twitter推出了一个名为Vine的视频应用，其特色是六秒短视频。同一天，Facebook禁止了在Vine上搜索Facebook好友的托管工具。这一决定让Vine步履蹒跚，导致其4年后的彻底关闭。
Snapchat则给Facebook带来了不同的威胁。Snapchat的故事功能和不固定的消息选项使其成为Facebook和Instagram的有力替代品。而且与Vine不同的是，Snapchat并没有与Facebook的生态系统进行对接，没有明显的方式来阻碍该公司或将其拒之门外。因此，Facebook干脆抄袭了它。
事实证明，Facebook版的故事功能和会消失的消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这是以Snapchat为代价的。在2016年的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扎克伯格告诉Facebook员工，不要让自尊心阻碍了他们提供用户想要的东西。据《连线（Wired）》杂志报道：“扎克伯格的这句话成了Facebook的一个非正式口号。’不要因为太过骄傲而拒绝复制’（Don’t be too proud to copy）。”
（监管机构对这种策略几乎没有什么办法：Snapchat为其“临时消息库（Ephemeral Message Galleries）”申请了专利，但版权法并没有延伸到抽象的概念本身。）
这一切的结果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筹集到资金来对抗Facebook。投资者们意识到，如果一家公司获得了吸引力，Facebook就会复制其创新成果，使其倒闭或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收购。因此，尽管经济扩张期延长，资本对于高科技初创公司的兴趣越来越大，风险投资迎来爆炸性增长，公众对Facebook的厌恶感也越来越强，但自2011年秋季以来，还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社交网络公司成立。
随着市场的集中度越来越高，新的初创企业数量也在减少。在其他由单一公司主导的高科技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搜索（被谷歌控制）和电子商务（被亚马逊接管）。与此同时，在不存在垄断主导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如应用于工作场合的产品（Slack、Trello、Asana）、城市交通（Lyft、Uber、Lime、Bird）和加密货币交易所（Ripple、Coinbase、Circle）。
我并不责怪马克追求统治地位的行为。他的行为并不比一个有才华的企业家为公司利益所做出的良性努力更邪恶。然而，他却创造出了一个利维坦，排挤了创新精神，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政府有责任确保永远不会失去无形之手的魔力。然而我们是如何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自1970年代以来，法院在拆分企业或阻止企业合并方面变得越来越犹豫不决，除非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过高，而如果在竞争性市场中，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其实会更低。但是，狭隘地依赖消费者是否经历过价格垄断，并没有考虑到市场支配的全部成本。它没有认识到，我们消费者也希望市场具有竞争性，以鼓励创新和抑制权力。而且，只关注价格的判断方式与反垄断法的历史脱节。在上世纪80年代对AT&T和IBM的两起重大反垄断诉讼中，便是基于它们利用自己的规模来扼杀创新和压制竞争的论点。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Tim Wu所写的那样：“狭隘地聚焦于价格效应，将价格效应作为衡量反垄断的一切标准，是对反垄断法及其本意的伤害。”
Facebook是一个完美的不依靠价格垄断的案例，因为Facebook靠定向广告赚钱，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付费使用Facebook服务。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免费的，当然也不是无害的。
Facebook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尽可能多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鼓励人们创造和分享更多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成为谁的信息。我们在用个人数据和注意力为Facebook的服务买单，用这两项来衡量，使用Facebook并不便宜。
我是最初的动态消息团队的一员（专利上有我的名字），那款产品现在每年都能获得数十亿小时的关注，并带来准确数量不可知的大量数据。Facebook用户平均每天在平台上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Instagram用户每天花53分钟浏览图片和视频。他们创造了大量的数据——不仅仅是喜欢和不喜欢，还包括他们观看特定视频的秒数——Facebook利用这些数据来完善其定向广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测试，Facebook还从合作伙伴公司和应用中收集数据，而大多数用户并不知道这些。
在有些日子里，当我1岁的儿子在玩他的恐龙时，我躺在地板上挨着他，发现自己在浏览Instagram，等着看下一张图片会不会比上一张更漂亮。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知道这样做对我和儿子都不好，但我还是这样做了。
选择权在我手中，但感觉这并不是个选择。Facebook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尽可能多地攫取我们的注意力和数据，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这个交易。
曾经促使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竞相推出更好的产品的活跃市场实际上已经消失。这意味着初创公司开发出更健康、更少剥削性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机会减少了。也意味着对大公司在隐私等问题上的问责更少了。
就在上个月，Facebook似乎试图掩盖其以纯文本格式存储了数千万用户密码的消息，数千名Facebook员工可以看到这些密码。仅仅靠竞争并不一定会刺激对隐私的保护加强——监管是必须的，以确保问责——但Facebook对市场的锁定使得用户无法通过转移到其他平台来抗议。
Facebook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克对言论的单方面控制。他有能力监控、组织甚至审查20亿人的谈话，这一点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Facebook的工程师们编写算法，选择哪些用户的评论或体验最终显示在朋友和家人的动态消息中。这些规则是Facebook独有的，而且非常复杂，以至于很多Facebook员工自己都不理解。
2014年，这些规则偏向于诱发好奇心的 “标题党（Clickbait）”。2016年，它们让边缘政治观点和假新闻得以传播，使得俄罗斯特工更容易操纵美国选民。2018年1月，马克宣布，该算法将更加青睐朋友间分享的非新闻内容和来自“可信赖”来源的新闻，他的工程师向许多对此感到困惑的人解读道，这对任何属于 “政治、犯罪、悲剧”类的内容都是一种促进。
针对外界对其如何管理言论的诸多批评，Facebook的回应是：通过雇佣数千名承包商来执行马克和高管制定的规则。在经过几周的培训后，这些承包商会决定哪些视频算作仇恨言论或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哪些图片是色情的，哪些只是艺术性的，哪些直播太过暴力而不能播放。（The Verge报道称，做这项工作的部分员工受雇于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承包商，年薪28800美元，休息时间有限，且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健康风险）。
仿佛Facebook的不透明算法还不够，去年我们得知，Facebook的高管们已经将他们自己的消息从平台上以及与他人的对话框中删除；理由是为企业安全考虑。现在，当我翻看我和马克多年的Facebook消息时，只有一长串我自己的淡蓝色发言，显然是针对他曾经给我发过的话语而写的。（Facebook目前向所有用户提供了这个功能的有限版本）。
Facebook操纵言论的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7年底的缅甸。马克在接受Vox采访时说，他亲自做出了删除Facebook用户在那里鼓励种族灭绝的私人信息的决定。“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们侦测到有人试图通过——这次是Facebook Messenger——向冲突的双方传播耸人听闻的消息，基本上是告诉穆斯林，嘿，佛教徒就要起义了，所以一定要武装好并去这个地方。然后在佛教徒那边也传播一样的说法。”
马克做了个决定：“我们要阻止这些信息传播。”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他的决定，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他在没有对任何独立的权威机构或政府负责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理论上，如果Facebook的领导层决定不喜欢美国人的信息，Facebook也可以大肆删除这些信息。
马克曾经坚持认为，Facebook只是一个“社交公用事业（social utility）”，是一个中立的平台，能让人们在这里交流自己想要交流的东西。现在他承认，Facebook既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出版商，它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价值判断。Facebook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Facebook是一个出版商，因此有权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当然，在Facebook总部，没有人在挑选每个美国人醒来后会看到哪条新闻。但他们确实会决定它是来自某家知名媒体的文章，还是“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一个片段，是朋友婚礼上的一张照片，还是一个煽动性的杀人宣告。
马克知道这种权力太大，他正在推行双重策略来缓解这种情况。首先，他正在将Facebook的重点转向鼓励更多的私人加密消息，让Facebook的员工看不到，更不用说控制了。其次，他希望得到监管机构和其他行业高管的友好监督。
他在今年3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立法者经常告诉我，我们对言论的权力太大，我同意。”而他比以前更进一步，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不仅仅是在言论方面，还包括隐私和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即让消费者可以无缝地离开一个网络，然后将自己的资料、好友列表、照片和其他数据传输到另一个网络。
我不认为这些建议是出于恶意。但我确实认为它们是在试图打消监管机构更进一步、拆分公司的想法。Facebook并不害怕更多的规则。它害怕的是反垄断诉讼，害怕的是真正的政府监督所带来的问责。
我们不期望用一成不变的规定或志愿委员会来监管药品公司、保健公司、汽车制造商或信用卡供应商。政府机构对这些行业进行监督，以确保私人市场为公共利益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明白，政府并不是介入一个有机市场的外部力量，它首先是使充满活力和公平的市场成为可能的保证。无论是对于社交网络，还是对于航空旅行业或制药业都一样，这些领域都应该如此。
2006年夏天，雅虎向我们提出以10亿美元收购Facebook。我迫切地希望马克能答应。即使我在公司只有一小部分股份，这场收购也会让我拥有百万富翁的数倍资产。对于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靠奖学金读书的22岁青年来说，这种体量的金钱是无法想象的。我并不是一个人——公司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本来公开谈论这件事是禁忌，但我最终还是在单独相处的时候问马克：“你对雅虎的感觉如何？”我得到了一个耸肩和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我只是不知道我是否愿意为Terry Semel工作。”Terry Semel是雅虎当时的CEO。
除了在大学里的几份工作之外，马克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老板，而且他似乎对这个可能性完全不感兴趣。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拥有老板，但我愿意用一个老板来换取几百万美元。马克的动力是无限强大的。统治就意味着统治（Domination meant domination），而出于此种动力的辛勤工作实在是太愉快了。
马克可能永远不会有老板，但他需要反思自己的权力。美国政府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打破Facebook的垄断，二是对公司进行监管，使其对美国人民更加负责。
首先，Facebook应该拆分成多家公司。F.T.C.应与司法部一起执行反垄断法，撤销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案，并在几年内禁止未来的收购。F.T.C.本应先前就阻止这些并购，但现在采取行动还不算太晚。纠正错误决定是有例可循的——就在2009年，Whole Foods就曾通过出售几年前收购的Wild Oats品牌及商店，解决了反垄断投诉。
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可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曾呼吁扭转Facebook的合并案，2月份，F.T.C.宣布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负责监督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并审查之前的合并案。
拆分后会如何运作？Facebook将有一个短暂的期限来拆分出Instagram和WhatsApp的业务，三家公司将成为独立的公司，且很可能是上市公司。Facebook的股东最初将持有新公司的股票，不过马克和其他高管可能会被要求剥离管理层的股份。
直到最近，WhatsApp和Instagram都是作为母公司内部的独立平台来管理，所以这个过程应该会更容易。但时间是关键。Facebook正在迅速地努力整合这三者，这将使F.T.C.拆分它们的难度加大。
一些经济学家对拆散Facebook是否会刺激竞争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说，Facebook是一种“自然”垄断。供水系统和电网等领域出现了自然垄断，是由于参与这些业务的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必须铺设管道或电力线路——但每增加一个客户，成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换句话说，垄断是自然而然地从业务情况中产生的，而不是企业的非法操纵。此外，自然垄断的维护者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理由，认为自然垄断对消费者有利，因为自然垄断下的企业能够提供比别的企业更便宜的服务。
Facebook的用户越多，Facebook确实就更有价值。用户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但进入社交网络业务的成本并不高。而且与供水和电力行业不同的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论点能说明只有一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交网络公司能让国家受益。
还有人担心，Facebook或其他美国科技公司的解体可能是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说，因为人工智能的进步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能力，只有像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才能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美国公司变得更小，中国人将超过我们。
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很严肃，但并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即使拆分后，Facebook也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企业，有数十亿的资金能投入到新技术上——且更有竞争力的市场只会鼓励这些投资。如果中国真的拔得头筹，我们的政府可以投资研发并推行战术性的贸易政策，就像目前为了遏制中国的5G技术一样。
对政府来说，拆分Facebook的成本将几乎为零，很多人都能获得经济收益。禁止短期收购，将确保大公司的竞争对手以及押注在他们身上的投资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将会有更多家公司争夺数字广告商的金钱。
即使是Facebook的股东也可能受益，因为在其他公司拆分后的几年里，他们的股东经常获益。标准石油拆分后，拆分出的公司的价值在被拆分后一年内翻了一番，几年后又增加了五倍。自1984年AT&T公司解体的随后十年，其继承者公司的价值增加了三倍。
但是，最大的赢家将是美国人民。想象一下，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他们可以在提供更高隐私标准的网络、需要付费但几乎没有广告的网络、还有一个可以让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调整信息流的网络之间选择。没有人知道Facebook的竞争对手会给用户提供什么好让它们脱颖而出。这正是重点所在。
司法部在50年代处理AT&T时面临着类似的社会成本和利益问题。当时，AT&T公司垄断了电话服务和电信设备。政府根据反垄断法提起诉讼，该案最终以和解协议结束，协议要求AT&T释出专利，且不得再向新兴的计算机行业扩张。这导致了创新的爆发，大大增加了其后出现的专利数量，并带动了半导体和现代计算的发展。如果没有反垄断行动带来的市场竞争，我们很可能就不会有iPhone和笔记本电脑。
亚当·斯密是对的：竞争刺激了增长和创新。
光是拆分Facebook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机构，由国会授权，对科技公司进行监管。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护隐私。
欧洲人在隐私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是一部保障用户信息得到最低程度保护的法律。在美国，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隐私法案应该明确规定美国人对其数字信息有哪些控制权，并要求科技公司向用户更明确地披露这一点，还要为监管机构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其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有效的监督。该机构还应该负责保障跨平台的基本互通性。
最后，监管机构应该为社交媒体上可接受的言论制定指导方针。这个想法似乎不符合美国人的意愿——我们绝不会支持政府机构审查言论。但是，我们已经对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开炮”、儿童色情、煽动暴力的言论和操纵股票价格的虚假言论进行了限制。我们将不得不制定类似的标准，供科技公司使用。这些标准当然要接受法院的审查，就像其他任何对言论的限制一样。但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拥有骚扰他人或直播暴力的权利。
这些都是困难的挑战。我担心政府监管机构无法跟上数字创新的步伐。我担心社交网络的更多竞争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个保守主义的Facebook和另一个自由主义的Facebook，或者说，如果政府监管不力，新的社交网络可能会不那么安全。但坚持现状更糟糕：如果我们没有政府工作人员来制定这些政策，企业就会。
一些人怀疑，鉴于联邦法官席上对反垄断行动的敌意，或者说，怀疑这个分裂的国会是否能够凝聚起足够的共识来建立一个社交媒体的监管机构，拆分Facebook的努力能否在法庭上取得胜利。
但是，即使拆分和监管并不能立即获得成功，简单地推动它们也会带来更多的监督。政府对微软的起诉——它非法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市场力量，强迫客户使用其网络浏览器——在2001年，乔治·W·布什政府放弃了拆分微软公司的努力，因此结束了对微软的起诉。然而，这一起诉帮助遏制了微软主导早期网络的野心。
同样，司法部在20世纪70年代指控IBM对计算机销售非法垄断的诉讼，也以僵持不下而告终。但在这一过程中，IBM改变了许多行为。它停止了将硬件和软件捆绑在一起，为个人电脑中的操作系统选择了极为开放的设计，并且没有对供应商进行不当控制。吴教授曾写道，这种“手肘上的警察”使得IBM避开了任何接近于反竞争的行为，因为害怕导致诉讼案。
我们可以预测，即使对Facebook的诉讼失败了，情况也会像微软和IBM那样。
最后，如果政府对Facebook积极提出诉讼，将说服其他如谷歌和亚马逊等巨头三思而后行，因为它们会担心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如果政府能够利用这个时机重建一个有效的竞争标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 “免费 “产品的全部成本，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行业。
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妙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Facebook的垄断地位将变得更加稳固。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个人通信数据，它就可以通过挖掘这些数据来寻找模式和趋势，使其在未来几十年内比竞争对手更有优势。
我为自己没有早点敲响警钟负责。前Facebook董事会成员Don Graham指责那些批评现在的Facebook的人有“在橄榄球比赛中纵身一跃的最后一人的勇气（all the courage of the last man leaping on the pile at a football game）”。我从Facebook工作中获得的经济回报在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即使在我出售股份后，我也是敬畏地看着Facebook成长。2016年的大选风波和剑桥分析公司事件让我意识到了Facebook垄断的危险性。但是，任何暗示Facebook就像被钉死的足球运动员一样的人，都是在歪曲它的韧性和力量。
Facebook和其他垄断企业被问责的时代可能正在开始。集体的愤怒正在增长，一批新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在国会山，众议员David Cicilline对制衡垄断企业的权力特别感兴趣，参议员Amy Klobuchar和Ted Cruz也加入了参议员Warren的行列，呼吁加强监督。经济学家，如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Jason Furman等正在对垄断问题发声，而像Lina Khan、Barry Lynn和Ganesh Sitaraman等一大批法律学者也在谋划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由政府成员、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运动值得我们支持。马克·扎克伯格无法修复Facebook，但我们组成的政府可以。
注1：隐私沙皇（Private Czar），即首席隐私官（Chief Privacy Officer, CPO），这是一个极具互联网时代特色的职位，指企业中专门负责处理与用户隐私权相关事宜的人。